在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的野生动植物救助站拍摄的马鹿《环球》杂志记者/张海鑫
“剥了皮的猩猩挂在架子上，远远看上去像是挂着个人。盗猎者会向路过的人兜售猩猩肉，特别是向外国人。”近些年，因为工作原因，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项目经理王伟一直在非洲国家间辗转。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尽管经历了埃博拉疫情，但这样的丛林肉市场依然存在。
小黑猩猩则会被关进狭小的木箱中，进入一个复杂的跨国交易链。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调查，这些小黑猩猩从非洲丛林偷猎者到中间人（负责获取虚假的出口许可及运输的人），几经转手，作为宠物在全球各国被秘密出售，最终出现在数千英里外的富裕家庭或商业动物园中。
包括黑猩猩在内，每年大量野生动物被从非洲运往亚洲、东南亚或欧美等其他经济更发达地区。“野生动物携带大量未知的病原体，当其存在于野外环境未跨界传播时，人类可以与之保持安全的距离。但野生动物贸易，尤其是非法的野生动物贸易，急剧加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传播、重组，为滋生新的病原体提供温床。野生动物贸易供应链和消费环节大大增加了从业者和消费者感染人畜共患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风险。”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全球健康项目主任克里斯蒂安·沃尔泽（ChristianWalzer）说。
是人类自己打开了动物病毒的潘多拉魔盒。
世界第三大非法贸易
3月2日，柬埔寨海关破获了一起走私珍贵动物案，查获疑似狮骨公斤。
3月5日，印度铁路保护部队所属的一支小队，在丹巴德火车站一辆从豪拉开往焦特布尔的特快列车的卧铺车厢内查获46只活体缘板鳖，并拘捕一名25岁的女性走私者。
3月9日，在哥伦比亚亚马孙省一个机场，搜寻犬执行检查任务时发现了数千只玛塔蛇颈龟的幼体。当局称这批龟原定运往美国和日本。据悉，缴获的这批玛塔蛇颈龟幼体在黑市总价值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万元），因被装在没有水的袋子里运输，其中只已死亡。
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各国人民深陷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之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却并未停息。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在近年已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跨境有组织犯罪之一。WCS中国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项目主管李立姝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日益便利的通讯、交通、航运也让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路线扩展到了更多国家和更多物种。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ODC）在年首次对全球涉及野生动物的犯罪进行了回顾，总结发现，记录在案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涉及超过个物种，来自个国家。
这是一个遍布全球的网络，从原产国、中转国到消费国，从地下黑市到网络交易，大量野生动物通过这张网散布到世界各地。
国际刑警组织指出，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无论是规模还是利润都堪称世界上第三大非法贸易，仅次于毒品和军火。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发布《环境犯罪的高涨》报告，指出环境犯罪每年增长5%~7%，是全球经济增速的2~3倍，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每年交易额约70亿~亿美元。
近些年，非法野生动物跨境贸易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
李立姝说，首先，物种丰富性和全球触及性极高。为了利用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刺激消费，犯罪分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货源，创造便于运输相应动物及其制品的走私渠道（航空、冷链、邮寄等），将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动物物种带到了走私供应链中。
以穿山甲为例，在亚洲4个穿山甲物种（中华穿山甲、马来穿山甲、印度穿山甲、菲律宾穿山甲）的种群几乎被消耗殆尽之际，近两年又出现大量非洲穿山甲的甲片走私。同时，随着珍稀动物宠物市场的发展，异宠走私也渐趋火热。
其次，犯罪团伙和个人在源头国直接运作、组织走私，其专业化和智能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如今，走私分子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协调资源，建立起从境外到终端市场的供应链条。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缪尔·瓦塞尔（SamuelK.Wasser）等调查发现，大多数大宗象牙贸易结构呈金字塔形：盗猎者将象牙卖给中间商，中间商收集到一定量后再出售给跨国走私集团。数据显示，在所有缉获象牙的大宗案件（走私重量大于0.5吨）中，70%以上是以集装箱装运形式从非洲走私到世界各地。这些走私集团就是贸易链的最终整合环节，并且这些集团还会直接或间接地资助当地的盗猎活动。因此，精准打击主要的跨国走私集团，是一种更直接有效的制止非法象牙贸易及大象杀戮的途径。
同时，随着中国针对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管制和执法力度不断增强，一些买家可能直接在国外购买或通过代购进行非法贸易，或由游客携带入境，或在当地直接消费野味和食用濒危动物制作的所谓保健品。
人与动物的“健康环”
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全球暴发的几次大规模流行疫病大多是人畜共患病：如SARS、H5N1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它们的病原体无不是来源于野生动物。
而非法贸易则是人兽共患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美国，每年进口的爬行动物（特别是鬣蜥蜴）近万只。而在拥有宠物鬣蜥蜴的家庭中，人（尤其是幼儿）感染沙门氏菌的概率也明显增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估计，有7%左右的人感染沙门氏菌病例与接触爬行动物有关。大多数鬣蜥蜴肠道中有多种血清型的沙门氏菌存活，因此可以在粪便中不断排出沙门氏菌。
沃尔泽说：“贸易涉及的野生动物物种繁多。每一个野生动物都是天然的病原体储备库，在贸易流通中，人类与野生动物发生频繁接触，病原体从不同动物向人类传输的风险也变得极高。”
随着野生动物沿着贸易供应链（从源头到餐厅）向下游移动，病原体的流行性和多样性都在倍增。供应链上的不同环节，无论是销售野味的餐馆、宠物商店、集贸市场、商家使用的临时仓库，还是商业养殖场、从事跨境运输的交通工具，多种野生动物总是挤在这些有限空间里，甚至死去的动物未被及时处理，也和活着的同类共处一室。于是，全球多种不同来源的动物——未知病原体的天然宿主，在没有充分检疫的情况下聚集。
“所以，野生动物贸易的供应链，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渠道，都为人畜共患病和病原体的滋生、变异和传播提供了绝佳的环境与路径。”沃尔泽强调。
随着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越来越密切，不仅野生动物病毒搜寻到了人类这个新的宿主，反过来野生动物感染人类病原体的几率也在增加。在细尾獴和猫鼬中暴发的结核病，就是人类病原体蔓延到野生动物的最确凿证据之一。研究者发现条纹猫鼬常在垃圾堆附近觅食，很易在与人类排泄物接触过程中感染分枝结核杆菌。
此外，曾经在家畜中已得到控制的人兽共患病，在野生动物中重新出现，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野生动物可能变成这些人兽共患病病原的新宿主，并重新感染家畜和动物。例如在英国发生的獾感染牛分枝结核杆菌事件，以及欧洲出现的散养家猪感染野猪携带的布氏杆菌事件。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物种保护、人类自身健康、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的健康之间，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关系。
规范合法贸易市场
在全球公共卫生的威胁下，野生动物贸易是否应该叫停？
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野生动物旅游业都是重要的经营项目。在拥有0万猎人的欧洲，仅狩猎活动每年就可创造亿欧元的经济效益以及10万个就业岗位。世界范围内，养鹿业迅速发展，仅新西兰就有万只人工饲养的鹿，占世界养殖量的一半，每年收入达20亿新西兰元（约合82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相关养殖产业规模也十分庞大。根据年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年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产值已超亿元，专兼职从业者有万多人。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孟宪林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中，既要加强保护措施，还要兼顾当地居民生计问题，综合施策。比如对象牙贸易，中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各国之间的争议就非常大，有强调单纯保护、禁止任何利用的，也有强调保护和合理利用兼顾的，各国的实践和成效不尽相同。
孟宪林举例，上世纪70年代是非洲白犀牛数量最少的时候，当时南非除了建立保护区、打击偷猎外，还采取了鼓励农场主进行养殖和散放（基本是野生状态）、允许游客参观和补饲等措施，使得白犀牛种群数量开始增长。当达到两千头时，国家拿出一定指标，允许对老弱病残的个体进行国际狩猎，所得的丰厚收入一部分用于犀牛保护，一部分作为当地居民的民生补贴。当犀牛数量更多时，还允许出口到其他国家的野生动物园。经过多年的保护和发展，南非的白犀牛从一千多头发展到今天的两万头，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多。
被称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大宪章”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规定，经过缔约国管理机构与科学机构的认定并发放许可证，人工繁育附录物种可以进行国际贸易，对于合法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不能设置壁垒。
但目前由于监管不力，一些养殖场也成为了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洗白地，全球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
李立姝介绍，以鹦鹉为例，拉丁美洲各国涉及养殖和出口的相关法规不一样，监管力度也各有不同。有些走私贩会利用这些规则的差异，在禁止出口的国家野捕鸟类，走私到容易合法申请养殖许可和出口证明的国家，通过养殖场洗白后获得合法身份再出口。类似地，欧洲在5年为防止禽流感传播，而禁止所有活体宠物鸟进口，之后走私贩就将鹦鹉蛋走私进欧洲再孵化，最后戴上人工繁育的脚环出售。
针对这种乱象，李立姝认为，应加强种源的溯源监管和人工繁育数量的汇报。无论从野生动物的管理还是卫生防疫工作的角度考虑，政府主管部门和市场经营监督管理部门必须要有一定的机制和标识系统，确保养殖企业做好种源管理和繁殖系谱建立的工作，做到每一个繁育个体的繁殖系谱都可追溯，以及人工繁育的数量符合科学规律。并且需要明确管理责任，定期和不定期查验存栏动物与出栏动物个体标识及数量是否与相关证照和检验检疫证明相符。
其次，要以科学为基准，以更谨慎的态度来评估允许养殖的野生动物物种名录。不能认为所有野生动物只要能繁殖就可以鼓励养殖。除了评估人工繁殖技术成熟、种源稳定、不对野外种源造成危害、供应链条清晰可监管等指标外，还需要充分评估这些物种是否能建立养殖健康管理标准和检验检疫标准。对哺乳类动物和鸟类这些人畜共患病风险尤其高的物种，更应慎之又慎。
“实际上，人类已经驯化了很多动物，且这些动物的染疫风险低，饲养技术也更趋成熟，但人类总是想要向新的野生动物领域探索。反观历史上那些特有的禽畜品种资源，竟然已经灭绝或濒危。”李立姝说。
6年，中国农业部开展第二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调查工作。经过6年摸底调查，发现与第一次畜禽遗传资源调查相比，濒危、濒临灭绝的地方品种数量显著增加，有15个地方品种本次调查中没有发现，初步判断已灭绝。而不少地方畜禽品种和民族及地方文化风俗都有着密切关系，比如青藏高原的牦牛、东北的鄂伦春马等。
“从扶贫的角度也从保护各国特有农业资源的角度来看，优先保护、开发和推广这些（已有的）禽畜品系，显然比重新技术攻关新的野生动物养殖品系，卫生风险更低，文化历史保育价值更高，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商品特色。”李立姝说。
关上非法贸易的大门
合法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不能设置壁垒，但对于非法贸易，各国一定要联合打击。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是一个链条，相互间有着紧密联系，资源国、沿途中转国、消费国几个方面都要采取行动，解决各部分和环节的问题和症结，国际保护机构和组织也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做好引导等相应工作，大家齐心协力推动问题解决。”孟宪林说。
海关总署缉私局缉私二处处长王巍也表示，“走私犯罪‘一半在境外’，因此国际合作是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重点工作之一。根据我们查办案件的需求，在认定其完整的犯罪过程中，需要和国际上的其他执法部门合作，组织专项情报交流或专案的联动打击以及个案的证据交换等。”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加强针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打击力度，并且坚持情报先导、摧网除链，紧密加强与各国家、地区及组织的协作配合。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打击行动，是值得推荐并应该进一步加强的。”李立姝说。年7月，中国海关提供的精准线报，帮助新加坡海关在一货柜中查获象牙8.8吨和穿山甲鳞片11.9吨，同时中国海关在国内同步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这是一起成功的情报先导、人赃并获的跨国合作案例。
但当前跨国野生动植物犯罪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还存在许多具体的障碍，如各国重视程度不一、法律制度不协调、情报共享不及时、协同联动不顺畅等。
首先，在国际公约方面，CITES的制裁手段有限，无权使各国通过统一的立法来协调对野生动植物犯罪行为的打击。其次，各国间的法律制度有冲突。由于世界各国所属法律体系不同，因此对同一个涉及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有的国家认为属于此罪，有的国家认为属于彼罪甚至不构成犯罪。此外，各国对刑事证据的收集、认定、证明标准规定不一致，对引渡程序、追诉程序等刑事程序的规定也有差异，成为与他国开展执法合作的绊脚石。
因此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亟待各国积极开展战略合作、多边合作。
比如，在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打击石首鱼等非法贸易成为双边合作项目之一；年10月的日内瓦CITES第十七次会议上，中国、美国、墨西哥三国做出联合保护石首鱼的决议；年12月和年7月的两场石首鱼研讨会上，中美墨三国的各相关执法部门分享了石首鱼识别、鉴定、非法贸易情况等信息；年，中国海关成功破获第一起石首鱼走私案件，而在年到年间，中国海关又接连破获多起石首鱼大案，总案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
来源：年4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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