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春夏之交,每年此时,刚刚泛青的草儿偷偷地探出了头,僵硬的土地已经变得像地毯一样柔软,牧民们赶着牛、羊、马在草原上开始放牧。也在这时,草原上传来悠扬的歌声,高昂浑厚的一个长调犹似天边刮来的一阵飓风,百花躁动,草原沸腾。
在草原上,歌声伴着牧民们生产生活而来。千百年来,始终未变。就在疫情防控期间,内蒙古老一辈艺术家拉苏荣、金花、德德玛、那顺等人和乌兰牧骑队员在家录制来自草原的音乐,并通过抖音平台发布,将蒙古族音乐送到武汉,送给疫情防控下的中国大地,为打赢疫情阻击战鼓舞士气。
(一)
蒙古族音乐产生于北方草原,经历千年不衰。
隋唐时期,蒙古人的祖先生活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后来他们走出森林,来到额尔古纳河流域,以狩猎和游牧为生。当时在狩猎和游牧以及祭祀中形成的原始简单的说唱音乐,其基本风格为“古短调”。当时的音乐体裁主要有:萨满教歌舞、呼麦、狩猎歌曲、英雄史诗等。
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前,蒙古部落已经形成了祭祀歌舞、庆典歌舞、宴会歌舞、战阵歌舞祭祀歌舞。蒙古人最初信奉萨满教,在举行祭祀仪式时,都会有歌舞相伴。蒙古人在每次出师征战之前,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众多将士在最高统帅的率领之下,围绕高大的萨满树跳起集体舞蹈。据《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先祖忽图剌汗,“英勇著名当时,进击蔑尔乞部落时,在道中曾祷于树下,设若胜敌,将以美布饰此树上。后果胜敌,以布饰树,率其士卒,绕树而舞”。
庆典歌舞。蒙古人推选出新可汗时,都要在庆典上跳起热情奔放的集体舞蹈。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以庆也。即举忽图拉为汗时,于额儿豁纳黑川,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蹈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
宴会歌舞。在蒙古人的喜庆宴会上,多有自娱性的即兴歌舞,鼓掌欢跳,击节而歌,载歌载舞。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人“宴时作乐,偕以战歌,欢宴至夜半”。
战阵歌舞。古代蒙古人在作战时以战歌鼓舞士气,耀武扬成。《多桑蒙古史》记述,蒙古人作战时,“阵势即列,奏种种吹奏乐器,继以战歌,于是鸣鼓钲作战,发矢如雨”。《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按照鞑靼人的习惯,战阵摆好后,就吹奏起各种各样的管乐器,继而高唱战歌,直到饶钹和战鼓声起,才开始交战,歌声、铙钹声、鼓声汇成一片,震撼山岳,使闻者惊骇慌乱”
(二)
当时光飞梭般地到达宋开禧二年(年)的春天,蒙古草原上的鄂嫩河仍在不知疲惫地奔流而下。在鄂嫩河源头蒙古诸王和群臣召开大会,会上44岁的铁木真被推选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通过东征西讨后,建立了史上最为强盛的蒙古帝国,这个国家的创建也为蒙古族音乐迎来了春天。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时期,不仅将蒙古族传统音乐发扬光大,还接受西夏人高智耀的建议“征用西夏旧乐”为己所用。
窝阔台继位后,采纳孔子51代孙孔元措的建议,收录亡金知礼乐旧人,得掌乐、掌礼及乐工92人,逐命编制登歌乐、制造乐器,“征用金国太常乐”,同时也将西域、中亚地区的音乐也搬到蒙古的宫帐里。窝阔台、贵由、蒙哥时期的音乐还是以蒙古族音乐为主。正如《元史》所说,“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
在窝阔台汗的宫廷里,已经有了专门掌管礼乐的蒙古官员。据《史集》记载,“额勒只带学会了声律、宫延礼仪和技艺,并逐渐成为受人尊敬的异密”。
(三)
忽必烈作为“思大有为于天下”之帝登基建元后,开始借鉴历代中原王朝的成例,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由太常礼仪院“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由仪风司“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仪风司下辖云和署,为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前导,分前、后二部,前部余人,后部40人左右,以器乐为主,声乐次之;安和署为小乐队,仅24人;常和署管领回回乐人;天和署管领河西乐人;以及兴和署、教坊司等。据《元史·礼乐志》记载,忽必烈以迄,元朝诸有数次命大乐署“编制曲谐舞节,翰林国史院撰乐章”。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年)确定,社稷祭祀的曲,为镇宁之曲、肃宁之曲、亿宁之曲、丰宁之曲、保宁之曲、咸宁之曲,皆为祈求苍天佑护,六畜肥壮、五谷丰登,天下太平。这种音乐多来自南宋与金。如大朝会所奏雅乐为“宋徽宗所制大晟乐”,祭祀先农的镇宁之曲等则为金国旧曲。
元朝皇帝多喜游宴,筵宴席前每以歌舞助兴。明代大学者叶子奇就在《草木子》中记述,“曲宴用细乐、胡乐”。与庄重恢弘的雅乐不同,这些音乐大多热烈奔放、欢乐明快,被称之为宴乐。有些宴乐上承唐宋,“霓裳曲”就是源于唐玄宗时盛行的“霓裳羽衣曲”;《柘枝舞》、《胡旋舞》等源自西域,唐制时流行于世,白居易曾在诗歌《胡旋女》中描绘胡旋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著名的《十六天魔舞》早在晚唐时已见于诗词中,在王建《宫词》中即有“色目男儿作汉歌,十六天魔舞袖长”之句。元代诗人张昱《辇下曲)描绘“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昙花满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常在月宫听。这些音乐时常成为元朝宫廷中奢华演出的必备品,在元末时,君王也是尽享天下,十六天魔舞成了宫廷娱乐的标配。
(四)
年,放牛娃出生的朱元璋顺天意、应民心,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权夺回,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退出大都,回到草原后建立北元。北元时期,蒙古宫廷乐队仍保留着相当的规模,有60余首歌曲,30余首乐曲,在宫廷祭祀与宴飨活动中演奏。
达延汗中兴时,长调牧歌趋于成熟,辽阔高亢、自由舒展的音乐风格基本确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长调牧歌不仅成为蒙古族歌曲的典型标志,而且在蒙古族生活中得到完美的体现。著名的长调潮尔合唱宴歌《成吉思汗颂歌》,篇幅浩大,曲式复杂,音调激越,气势恢弘,带有引子、副歌、尾声等附属形式。体现出典雅华丽、庄严肃穆的草原颂歌风格。充分发挥了潮尔合唱的特色与强烈的表现力感染力,是长调潮尔合唱宴歌形式上最为完整、思想性与艺术性最高的代表作。
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率部皈依藏传佛教。这个时期藏传佛教便广泛传入北方草原,并居于主导地位。从此,蒙古族歌曲中产生了大量具有藏传佛教色彩的歌曲,因此蒙古族音乐中也产生了许多赞美佛教、歌颂活佛的颂歌。
林丹汗是蒙古族最后一位大汗,在位30余年。林丹汗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宫廷音乐体系,包括《笳吹乐章》67首,是带有潮尔合唱、呼麦喉音、胡笳伴奏的古老演唱形式;《番部合奏)31首,是器乐合奏曲,其中6首配有歌词。
年,林丹汗抗清失败,逝于青海大草滩,他的蒙古族乐队也为清军所获,将其列入清宫燕乐。据《清会典蒙古乐》记载“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平定察哈尔部,获其乐,列于燕乐,是曰蒙古乐曲。
年,康熙皇帝为彪炳文治、弘扬礼乐,下诏编修《律吕正义》。年,乾隆皇帝遵循祖制,下诏编修《律吕正义后编》,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将《笳吹乐章》、《番部合奏》录人第47、48两卷,注明工尺谱,将这一文化瑰宝保留、传承下来。
蒙古族音乐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集纳了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北方草原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吸收中原汉室的音乐精髓,使其不断地在融合中发展。兼容并蓄,形成了有容乃大的蒙古族天籁之音。
(五)
这就是蒙古族音乐的生命和魅力所在,新中国建立后,蒙古族音乐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扎根生活沃土。年,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诞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一支仅有9人、两辆勒勒车、四件乐器的小队伍活跃在草原的农舍和蒙古包之间。进京汇报演出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并按照周总理的部署,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影响很好。年乌兰牧骑走出国门,先后在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访问演出。
永远的乌兰牧骑近年来,乌兰牧骑已发展到46支,装备有了很大改善。但乌兰牧骑的方向没有变,宗旨没有变,精神没有变。他们誓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参考《蒙古秘史》、《多桑蒙古史》、《论草原文化》、《内蒙古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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