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段落-----
02南北
年轻的四川人
这和四川的人口来源有很大关系——现在四川和原属四川的重庆共有一亿多人口，但这一亿多人口中的大部分，在四川的居住史只能上溯到明朝。原因并非元朝以前四川人口稀少。恰恰相反，这里很早就以富庶著称。宋代以前，四川盆地与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关系紧密。秦汉和隋唐两大稳定期，四川是长安的后院。到宋代，蜀中已百年没有经历大的战火，川峡四路人口在北宋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南宋甚至高达五分之一，一直保持超过千万的水平。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府路地区，是南宋唯一一个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人的地区，与临安所在的两浙路、同在四川的梓州路并列为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长期的发展催生了发达的文化事业，蜀中的织锦和印书业都冠绝一时。
仅从语言上，就能看出当时的四川人与现在的不是一家人——宋朝四川人的方言和现代四川话差别极大，也与当时的通语——包括现代四川话在内的所有官话的祖先区别显著。据当时的记录，四川方言和流行于关中以西的西北音一起统称“西音”“西语”。宋代蜀人苏辙的诗里会出现“高”“何”押韵的情况，从他哥哥苏轼的记载来看，这些词可能都跟“好”一样读成类似“吼”的韵母；陆游也曾记载四川人会把“笛”读成“独”、把“登”读成“东”。这些都与宋代通语语音差别很大，却跟敦煌地区的西北汉语有相似之处。很明显，这种语言和现代四川的西南官话处在谱系树的不同枝丫上，没有直接的传承。
作为南宋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古四川人为什么没有留下多少后代呢？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和瘟疫。年始，蒙古三次出兵抄掠四川，南宋命余玠负责四川抗蒙，将富饶但难守的平原地区作为纵深，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依托川东山溪构建城堡的山城防御体系。这种焦土战略在军事上有效阻遏了蒙军攻势，使得蒙军在四川鏖战五十余年，川东成为宋元战争中最后被征服的地区之一，同时也使得战争长期化、拉锯化，饥馑和疫病随战争而来，人口损失更为惨烈。据《中国人口史》记载，战后原南宋四川境内只剩20万余户，比战前减少了万户。大量社会精英“避地东南”，逃离故土，成都人费著在元代访察他在战前认识的数十族唐宋世家，只剩五家还在成都附近。整个元代四川的人口都没有得到恢复，大量唐宋旧行政区划因为“地荒民散”被降级或省并。
然而，四川人的磨难还没有结束。元末群雄并起，农民战争又一次给四川人口带来灾难。经历两次劫难，四川地广人稀，已经没有多少宋朝以前的四川土著居住。
四川人说南京话
人口的剧烈减少促成了语言更迭。不少四川人都会把祖上追溯到湖北麻城孝感乡，和山西大槐树、岭南珠玑巷、苏州阊门等著名祖先神话一样，这并非全无道理。终结四川元末战乱，割据四川建立明夏政权的明玉珍是湖北随州人，他所在的徐寿辉集团是根植于鄂东的势力。突袭重庆成功，在四川站稳脚跟后，明玉珍多次在鄂东招徕移民，据《中国人口史》考证，明夏从鄂东引入的移民累计多达40万人，和当时残留的四川土著总人口相当。
明代民间著述和私撰家谱基本要等到明中期才普及，各地方的迁居地来源正是在此前一百年里口传、竞争，让有力族群的迁徙故事脱颖而出。一百年间，整个四川的溯源神话慢慢收窄，最终精确到了鄂东的麻城孝感乡（今湖北红安县）。不过，新的四川方言并不是当时鄂东方言的简单移植，更类似于当时南京江淮一带的方言。
移民对语言的影响并非简单的人口替代与语言替代——中国语言史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大规模人口重建或者移民时，即使移民迁出地比较集中，迁入地形成的新方言也不一定是迁出地方言，而是优势的共通语。最明显的例子是东北地区的移民以山东人居多，但最终成形的东北方言的底子仍然是共通语北京方言，只有少数特征与山东方言近似，如有些地方的r读成y，“人”“银”不分。
经历明初的大迁徙和大量设置卫所。原本分布在以南京江淮一带的地方性标准音扩张到沿江和西南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现代方言的祖语来自文献中记载的明代南方官话音系或者与其相当接近的语言。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平翘舌音的分法和普通话不同，类似老派南京方言——士≠是=世，前一字平舌，后两字翘舌，还有争≠征，泽≠折，楚≠杵等均为前平后翘。明朝南系官话之强势，就连普通话中也带有来自南系官话的读音，如“选择—择菜”前者来自南系，而后者是北京的本地音（参考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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