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高考的恢复也没几年。当时年轻人就业的途径也不太多。所以，“勤奋学习考上大学”就成了当时青少年的主要追求。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社会的风尚。地处边疆的老家赛汉塔拉镇、母校苏尼特右旗旗中学，自然也不例外。
当年的赛汉塔拉镇东西方向只有一条主干道——它就是新华大街——东起火车站，西至旗中学。不管春夏秋冬，太阳还没出来，大街上就会出现莘莘学子的身影。天光渐亮，学子越来越多。他们有的骑车，有的步行，有的结伴儿，有的孤身。渐渐地，从服务大楼到旗中学几百米的马路上，汇成一股喧嚣的洪流。这样的景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内蒙古高速公路乌兰察布分公司赛汗塔拉收费所
旗中学每天的学校生活是从早操开始的。我们89班将近60人排成四路纵队。我和另外三名高个男同学打头，阵容整齐、浩浩荡荡。当时的操场什么都没铺，完全是土质地面。好像也没有做过专门的硬化处理。不过，因为全校多名学生经常在上面活动，地面很是坚硬。
早操的半个小时，米的标准跑道上，几乎每一平方米都是各班级的队伍。班与班之间一般最多间隔十几米。那首尾相连的阵势、那椭圆形的运动着的人流，那整齐划一的脚步声，还有那气势催人的《运动员进行曲》，至今都让我难忘。
早操过后便是早自习。当时，全社会对英语都非常重视。班主任张老师和英语老师商量之后规定，早自习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朗读英语。雷打不动。因为我当时的英语成绩不错，便被指定为领读者之一。领读的内容一般是新学不久的句型和课文。一般是，我（或其他领读者）领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
我当时的发音也不太标准，只不过比好多同学读得流畅一些。但是同学们都很信任我，跟着我一读就是一刻钟、二十分钟。近60名少年的郎朗读书声，就像一曲美妙的大合唱，响彻教室、飘出窗外、传到很远。后来，其他班级也纷纷效仿我们，搞起了英语领读。
母校如今的校门
张老师每天放学前都会布置家庭作业。早自习便是他检查作业的时间。在我们朗读或背诵的时候，他总是沿着课桌之间的通道，挨个拿起每位同学摆在桌角的作业，细细查看。查完每份作业，他都会在篇尾给出一个评语。评语好像分了三个等级——良、优、优+。
每次，我们要是能得一个“优+”，都会相当高兴。早自习结束，张老师的作业也检查完了。不过，因为有他在，同学们都得规规矩矩的。即使是不太喜欢学习的同学，也得装出一副背书的样子。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煎熬吧。用张老师自己的话说——有猫在，老鼠就不会反天。
我们的头一节课一般是数学。数学老师叫金绍峰。当时好像也是35、6岁。他比张老师个头矮一些，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梳着大背头，额头亮晶晶的。看人的时候，一双不大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一种审视的目光。讲课的时候，金老师总是身板笔直，说话不紧不慢，语调沉稳有力。有时，他也会在讲台上来回走动。
每当需要大家动脑子的时候，他就会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数学算式提问。厚厚的镜片后，一双小眼睛在课堂上扫来扫去。每当这种时候，会的同学都纷纷举手，希望被金老师叫到。不会的同学，则把头深深埋下，生怕被他叫到。一个教室两种情景，现在想起来，都是那么好玩儿。
印象中，金老师有一个绝招，就是粉笔头弹得特别准。哪位同同学窃窃私语或者做小动作，都躲不过他那双尖锐的眼睛；更躲不过他那奇准的粉笔头。不管多远，也不管哪个角度，他的粉笔头几乎是“弹无虚发”。加上他本身不苟言笑，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有点怕他。后来，跟同学去他家串过几次门，才发现他其实很随和，很健谈。
赛汉塔拉后建的一个广场，在母校西南侧几百米
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印象比较深的，还有生物老师——道布。道老师是蒙古族。比张老师和金老师略大几岁。个头不算太高，一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两道浓眉中间是一处“川”字纹，似乎埋藏着某些人生的坎坷。
道老师是内蒙古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的。口才相当好，学识也很渊博，名人名言信手拈来。虽然生物是门副科，因为他讲得妙趣横生，常常让同学们听得入迷。至今记得，他那略带东北味儿的腔调，底气十足的嗓音。有一次，一位同学在课堂上搞小动作。他说——同学们，大家的父母给你们取名字都是有含义、有希望的。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啊？
同学不好意思滴报了姓名——是一个相当光鲜的名字。于是，道老师侃侃而谈，对这位同学的名字作了一番解读。他富有哲理而又幽默风趣的演绎，说得大家伙不住点头。那位同学也低下了头。他的做法，既没有伤及同学的面子，又教育大家时刻铭记父母期望。这种寓教于乐的高超艺术，至今让我难忘。
道老师跟我的父亲，也是老相识。所以，他对我很是关照。有几次天气不好，中午放学，他还留我到家里吃过饭。他的家就在校园里住。是土坯盖的教师宿舍。道老师有一儿一女。年龄比我略微小几岁。因为双方的父亲是朋友，我们之间感觉很亲切。
令人痛惜的是，道老师在年因病去世了。当时，因为我在外地，没能参加他的追悼会。留下了莫大的遗憾。后来，道老师的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都很有出息。也算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安慰吧。
年8月份，在老家与部分初中同学的合影
作为班长，我还要负责出黑板报。为了做到图文并茂，张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搭档——唐继武同学。唐继武的父亲是旗中学老资格的美术老师，也是我们当地闻名的画家。县城里各大商店的招牌和广告，都是他父亲的作品。也许是遗传吧，唐继武画得也相当不错。
黑板报，一般是一星期换一次。有的时候，因为学习紧张，也会拖一个星期。每次出板报，文字部分由我负责，美术部分则当仁不让地归唐继武。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文字材料的来源一般只有《中国少年报》。我的字写得一直不太好。但为了完成张老师交代的任务，也只好赶鸭子上架。
一期黑板报出好之后，看着同学们津津有味地阅读和品评，我们哥俩的心里都挺有成就感。长大以后，唐继武跟我一样，都在老家当了老师。每次在马路上见面，哥俩都会亲热地打个招呼。后来，我离开老家，就再也没见过这位初中时期的搭档。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写到这里有点想他了。
课余时间，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母亲的朋友——杨阿姨家。杨阿姨的丈夫吴天文老师在旗教育局工作。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两人在——年间，曾经在苏尼特右旗都呼木公社学校共事5年。吴老师经常会从教育局的阅览室借书。他的家里经常放着最新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中山》、《花城》、《时代的报告》、《文汇》月刊等等......
对于喜欢看课外书的我，吴老师的家不亚于一座宝库。初中时代，学习任务毕竟不太重，时间有的是。我便常常跟吴老师借书。因为是看着我长大的，吴老师对我从来是有求必应。爱看什么随便挑。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路遥的《人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等等，一大批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先导性作品，都是那个时候读的。有的时候，实在看得过瘾，我便在课堂上偷偷地看。
当年赛汉塔拉镇的标志性建筑——火车站
同学金晖的家，也是我经常去的。金晖的父亲也在旗教育局上班。他们家跟吴老师住一排平房，院子特别大。金晖有两个哥哥。大哥金智为比我们大好几岁，当时已经快要高中毕业，学的是文科。
智为大哥有两个笔记本，上面抄满了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方面的好句子。每一页都是一笔一划的，一看就是从各种小说里摘抄下来的。这两个本子强烈地吸引着我。征得金智为大哥的同意，我把它们借回家里，全部抄了下来。有空的时候，还时不时拿出来背一背。
除了读书、学习，我也爱玩。经常玩的同学有好几位。最早接触的是体育委员任文生，小名叫小红。他个头不太高，特别爱笑，也很爱说。我们相识的时候，小红的母亲已经去世。相似的身世、相仿的命运，让我们格外谈得来、玩得来。
初中那几年，小红家的门槛都快被我踢烂了。每次去他们家，赶上活儿就干，赶上饭就吃。小红的父亲在科委工作，待人特别随和。每次去他家的时候，任叔叔总爱跟我聊几句。他的面相很慈祥、眼神很亲切，让我一点都不感觉拘束。
有一年放寒假，小红跟我都坐火车去走亲戚了。他去的是集二铁路南段的大六号，我去的是集宁。两个人约好同一天返回赛汉塔拉。结果，我临时有事推迟归期。害得小红上火车以后，从车头找到车尾，又从车尾找到车头。
年在跟几位初中同学小聚，右侧是刘彤
同学刘彤的家，离任文生家特别近。也是我经常叨扰的人家。有段时间，我和刘彤形影不离。一放学就跟着他回家。两个人一起写作业、一起做功课、一起讨论问题。刘彤那会儿特别爱读古书。《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等，我都是跟着他读的。
刘彤的父亲刘叔、母亲梁姨，第一次见面就让我感觉特别和蔼。做功课晚了，他们都会留我吃饭。那会儿，刘彤家的生活条件更好一些。在他们家吃饭，对我来说就等于改善生活。有时我不好意思留下，刘叔和梁姨便再三挽留。记得刘叔有一句口头禅——主雅客来勤。长大以后，我之所以待人也比较热情，某种程度上，可能多少也受了刘叔和梁姨的熏陶。
长大以后，89班的同学常说——初中时代的同学，那就是一辈子的朋友。我想，那个时候，大家都小，尚未涉世。每个人都很淳朴，也很实在。彼此都把对方当亲兄弟看待。那纯真的感情，那无欺的心地、那真挚的情义、那赤诚的情怀，今生今世，怎能忘记？今生今世，怎敢忘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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